博物馆为什么不能总是依赖捐赠?
上传时间:2020-05-29 10:37:59  来源:湖南省博物馆/编译  浏览:57



  • 《称黄金的人》,阿德里安•伊森布兰特(Adriaen Isenbrant)



      弗吉尼亚詹姆斯镇和约克镇艺术基金会(Jamestown-Yorktown Foundation)的主席克里斯蒂•科尔曼(Christy Coleman)近日通过推特解释博物馆辞退员工和预算短缺的原因,没料到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科尔曼解释:“我发出的第一篇推文是想向外部人士解释为什么博物馆会关门,但我完全没料到会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反馈。”科尔曼还补充说很多博物馆从业者对她表示感谢。


      部分人认为有些机构坐拥数千万或数亿美元的捐赠,却仍在危机期间决定裁员,看起来是令人费解,不符合常理,甚至可能被理解为非常残忍。在员工看来,那些数额巨大的捐赠数字后面多个排列整齐的零,好像是在嘲讽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上周五强制92名员工休假;惠特尼美术馆一周前解雇了76名员工。拥有超过10亿美元捐赠的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终止了所有自由职业教育员的合同,并表示博物馆可能要过几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预算和运营水平,到时才会需要教育工作者的服务”。博物馆的一名工会工作人员引用古根海姆8500万美元的捐款,把博物馆辞退员工的决定描述为“道德败类”的行为。


      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已经使所有行业的财富不平等现象越发凸显,就文化领域而言,脆弱的艺术工作者正大声寻求公正答案。科尔曼在推特上及时发布的推文证明:社会需要博物馆就资金问题作出解释。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能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博物馆可以更透明地审视所获得的捐赠及其局限性,以及考虑在未来一段时间增加其他资金来源的必要性。


      捐赠的悖论在于它们的主要功能不是用来消费,而是用来实现增长的。科尔曼将它们定义为“一个资金池,博物馆用其中赚取的利息来支持运营或特别的项目”。她补充道:“这些资金的限制就在于我们不可以挪用本金,可以用的只是在市场中获得的利润。”
     
      虽然在危机时期运用这些资金似乎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危机通常也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疫情期间造成的市场波动会让机构为了紧急撤出资金,从而缩减已有的捐赠计划。


      科尔曼提到弗吉尼亚詹姆斯镇和约克镇艺术基金会在3月底前失去了19%的市值。“即使我们按平时的方式取出4%或5%的利息,整体金额的数量也会减少” 。


      捐赠者和州政府也可能会对他们的捐赠及拨款的使用进一步限制。(大多数州都采用了2006年批准的《机构资金统一审慎管理法》(UPMIFA),这是一项多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提取放宽限制的法律。)


      而对于博物馆来说,即使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得到缓解,但其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与对未来几年收入减少的担忧交织在一起。科尔曼曾带领博物馆度过两次财政危机——9•11事件余波中的密歇根州查尔斯•H•赖特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和大衰退时期(2007年)的弗吉尼亚州美国内战中心。她认为,即使对比先前的经历,目前的这场疫情仍被认为是未知的领域。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事情可能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科尔曼还谈道,“如果我们可以明确预知3个月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如果我们的参观人数可以恢复到从前……但是3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我们目前觉得至少会影响18至24个月。”


      博物馆目前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预算短缺问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34亿美元的捐赠资金中拿出运营预算3.2亿美元的约一半金额用于填补缺口。尽管该博物馆预计由于疫情导致的闭馆将导致1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但仍预估今年的捐赠额不会增加。


      相反,为了支付2200名员工截止到5月2号的工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采取了多种措施:减少活动、暂停招聘、推迟基础设施建设开支和筹集资金。


      即使采取了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博物馆预计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时期发放工资将大大增加其运营赤字。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首席通讯官肯尼斯•韦恩(Kenneth Weine)说:“捐赠是代际间的礼物,是一个时代的捐赠者确保机构的使命能够永恒的一种极其慷慨和重要的支持方式。大都会博物馆做的几乎一半的工作,包括数10个展览、接待了成千上万个学生来馆参观,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全球进行的科研活动都依靠我们的捐赠资助,这些捐赠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一次次缓慢积累,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韦恩补充道:“如果机构的花费从捐赠基金中支出,那么它实际上预支了后续每年的运营预算。”


      不过大多数的博物馆都没有捐赠或是仅有极小的数额,他们非常需要公共支持。上个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启动了一项募资计划,旨在呼吁国会帮助文化类机构,并呼吁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40亿美元拨给处于财务风险的非营利性艺术组织。


      “首先,全美有35,000家博物馆,但其中只有4%是艺术类博物馆。而往往博物馆中资金最充裕的就是艺术类博物馆,那些捐赠基金也大多集中在此,”科尔曼谈道,“当地的历史博物馆、儿童博物馆大概不会获得这些捐赠。大多数这类博物馆的利润都非常低。所以,当经营的主要手段比如门票被切断后,我们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在挣扎。”

     
      虽然博物馆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靠公共资金却远远不够。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博物馆目前都受疫情影响闭馆,这样带来的损失每天高达3300万美元,因此急需联邦政府的支持来支付基本开支。


      新冠肺炎危机也为文化机构其他的财务领域带来额外的挑战,比如员工工资的差异已经成为人们重新关注的话题。去年,集体艺术+博物馆透明度(AMT)组织通过其收集的博物馆工资电子表格系统揭露了博物馆体系巨大的薪酬差异。几家机构的领导层宣布他们将在最近几周采取减薪措施,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员工将会被减薪。


      上周,集体艺术+博物馆透明度(AMT)的米歇尔•米勒•菲舍尔(Michelle Millar Fisher)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上说:“我们明白讨论的焦点在于类似馆长这种职位需要高薪聘请贤才,但是其他一些员工也非常有才华,而这些人的工资远低于6位数或7位数。”
     
      米勒•菲舍尔继续谈道:“与其在几个月内削减10%、20%或30%的薪酬,不如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放弃更大的部分。”她列举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终止教育者合同的决定,而与之相对的是,该馆馆长格伦•洛瑞(Glenn Lowry)的底薪为1,288,527美元及2018年奖金约为230万美元。


      对于陷入困境的机构,生存方式可能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捐赠规模和提取限制,比如融资的模式。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收入,比如参观门票收入和商店销售额,未来将不得不加大筹款力度。据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总干事彼得•凯勒(Peter Keller)说,位于巴黎的蓬皮杜中心预计损失120万欧元(约130万美元)。


      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博物馆可以提取储备基金。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艺术中心(AAC)陈列部主管布莱尔•墨菲(Blair Murphy)援引非营利组织的最佳做法,建议机构保留3至6个月储备金,从而避免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动用捐赠资金。

     
      墨菲说:“人们会很难理解既然机构有一定数额的资金为什么还要裁员。但他们需要知道的是,部分捐赠是有限制条款的,所以真正的储备资金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现金流。”


      在过去,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艺术中心只维持1个月现金流的标准;而去年由于获得了一笔意外的捐款,该组织得以将现金流提高到建议的6个月标准。不过墨菲也谈道,即使是建议的现金流储备标准可能在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危机中证明不足。


      阿灵顿艺术中心幸运地收到了一笔可以用于运营的捐款。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捐赠者都会明确限制资金可以使用的款项类目。简单来讲,征集新的艺术品比供暖空调等运营开支更容易获得捐赠。


      那么理事会的成员是否可以介入解决员工薪资难题呢?科尔曼谈道:“当你的理事会成员是亿万富翁的话也许是可行的,没准一位董事会成员会为这项支出提供1亿美元。他们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吗?也许不会的。可能需要一些命名等交换条件。”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契机可以将博物馆理事会成员、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之间的隔阂消除的话,那就是现在。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让准入和特权方面的区别变得更加明显。


      维拉•李斯特艺术与政治中心主任兼首席典藏研究员凯琳•郭尼(Carin Kuoni)建议员工与领导之间进行交流,以促进在不同级别员工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她引用了德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的一部35分钟的电影《员工简会》(“Dienstbesprechung”),电影记录了斯图加特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 Stuttgart)为筹备扬科夫斯基2008年回顾展,在开幕之前每日所做的运营准备工作。但在作品中,每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与另一名员工换了工作:斯图加特艺术博物馆技术总监通常负责布展,现在正在写一篇展览图录文章;而馆内的保安成为了一名典藏研究员。


      科尔曼认为博物馆的领导可以更加透明地与一线员工沟通博物馆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对员工休假这样的决定仅提供有限的解释。“对我来说,这都是透明领导的一部分,但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不够透明,”她谈道,“我们需要在公开场合谈论一些事情,而不仅仅是说‘预算很紧张’。我更倾向于与我所在组织的每一层员工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与高级领导层或理事会进行对话。”

     
      科尔曼说,与员工沟通的决定是管理风格的一种变化,而诸如年龄和性别等因素会影响领导者对透明度的理解。


      她说:“有些领导人会说,‘当我需要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我需要他们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像对待不需要知道的人那样对待他们,你如何让他们投入正在发生的事情呢?”


      原文于2020年4月15日载于Hyperallergic网站。

    (李雨阳 译自hyperallergic网站)